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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对中港经济的影响简析

2020年新年伊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武汉肺炎」或「新冠肺炎 (NCP)」）疫情全面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甚至海外。为遏止疫情扩散，中国政府实施了封锁交通、关闭娱乐场所等公共设施、延长春节假期等一系列极其严格的防控措施。

「新冠」对比「沙士」：毒性逊传播力强
「武汉肺炎」在许多方面包括病毒品种与源头、传播渠道、爆发时间等都与2003年的「沙士」(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似曾相似，故不少分析在进行疫情分析和经济影响预测时，自然会将两者相提并论。在「沙士」期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内地和香港分别有5,327和1,755人确诊受到感染，两地各录得349人和299人死亡。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截止2月11日24时，内地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4,653人，疑似病例超过1.6万人，死亡1,113人；港澳台分别有49个、18个和10个确诊病例，暂时只有香港出现1人死亡；海外有24个国家出现合共440个确诊病例，暂录1宗死亡个案。

虽然本次疫情的各项数字仍持续上升，至今为止受感染的人数和死亡人数已远超「沙士」 (见附图1)；但以确诊病人的死亡率来看，「武汉肺炎」目前只有2.4%左右，若只计「重灾区」湖北省以外的死亡率更是低至0.4%以下，远低于「沙士」期间内地的6.6%以及香港的17%死亡率。初步看来，与「沙士」比较，本次冠状病毒的传播力更强，惟致命程度较低，甚至低于H7N9流感。

在疫情传播路径上，「沙士」病毒最早在南方地区的广东省出现，很快传播至邻近的香港，之后主要透过香港这一国际商贸中心向世界各地扩散；而北京则是内地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本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最早在武汉市出现，由于该市是中部地区经济中心以及全国的陆路交通枢纽，疫症爆发之后迅速向各地扩散，传播范围更为广阔；又因为近年国人更频密到境外旅行的缘故，病毒亦在第一时间直接传播到港、澳、台和海外地区，特别是近年与内地社会交往密切的日本、韩国、澳洲、美国、德国、法国以及星马泰越等东盟国家(见附表2)。

从发生时间点来看，两次疫情可追溯的最早病症都发生在农历新年之前；其中，「沙士」的首个病例发现于2002年11月，而「武汉肺炎」则为2019年12月。但「沙士」是在春节假期过后，受感染人数才录得显著增加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疫情爆发的高峰期则迟至当年第二季。有所不同的是，「武汉肺炎」从发现最早病例到武汉市内出现大面积传播，所用的时间更短；兼且适逢农历春节假期民众返乡的高峰期，大量人口流动令病毒扩散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由于此次疫情爆发的时间点较为特殊，客观上加剧了病毒扩散和人群交叉感染的风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亦使得抗疫的工作得以分散到全国各地，一来有助引起各地机构和民众注意，提升警惕性和防患于未然，二来能更有效地动员各地的卫生资源控制染病个案，这可能亦是武汉以外地区的死亡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影响评估：建基于两大前提
最近的研究大都认为，「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一季度，预计将会拖低当季的经济增长约1至2个百分点，令首季度的GDP增长率有很大的概率会跌破5%，对全年经济的拉低作用则约为0.25至0.5个百分点。

上述的量化评估主要是基于两大假设前提。其一，考虑到「武汉肺炎」和「沙士」的冠状病毒具有较大相似性，大多数研究都以2003年「沙士」对中国内地经济的影响作为参照，以此来推算「新冠」对首季度经济的影响程度。2003年「沙士」对内地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疫情达致高峰的第二季度，当季的GDP同比增速从首季度的11.1%下跌至9.1%，但到第三季度已反弹至10%；也就是说，第二季度的GDP增速相比前后两个季度的平均值低了近1.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虽然至今疫情的发展仍未见受控，未来的情况存在相当大的变量，但主流分析至今仍倾向于认为此次抗疫能够「速战速决」，「新冠」有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受控 [1]，故视之为影响较短暂的突发事件，而并非旷日持久的长期风险。

从历史经验上看，类似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往往也是「骤来疾去」；虽然在突发期间会导致短期的经济活动遭受重创，但一般并不会打断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事件之后更可能会出现迅猛的回复性增长，最终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反而有限。例如，在发生「沙士」的2003年，内地和香港的全年经济增长表现仍然亮丽，GDP分别实质增长10%和3.1%；主要原因是两地经济在疫情过后均呈现了强劲的「V」型反弹，「追回」之前放慢的进度。

短期冲击：「新冠」影响范围广
正如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的名言所说，「历史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History never repeats itself, but it rhymes)；「沙士」当年的情况固然「前车可鉴」，但「新冠」疫情的发展有其自身特点，加上「世易时移」，内地的经济结构已今非昔比，此次内地经济遭受的短期冲击或会甚于「沙士」。

一来「武汉肺炎」的影响范围更大，内地的主要经济大省首当其冲；而「沙士」影响的地区相对较窄，主要限于广东和北京两地。若以确诊个案数较多的省份计，在「沙士」期间，除了广东和北京的发病个案分别多达2,434和1,514个之外，只有山西、内蒙古、河北和天津的个案超过100宗(见附表3)，这四省二市合共占2002年全国GDP的比重约四分之一和出口近5成。对比之下，当前确诊「武汉肺炎」个案数目超过100个的省份有24个，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四川、福建等经济重镇无一幸免，合共占2019年全国GDP的比重约94.8%以及出口的近98.7%。

二来此轮疫症爆发时正值春节传统消费旺季，各种假期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类消费严重受到压制。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全国餐饮、旅游、电影及运输等行业受到严重冲击，业务额较去年同期的跌幅超过八成；据保守估计，上述行业的整体收入同比减少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在商品消费领域，虽然有网购渠道可作缓冲，但随着不少地区的物流业因为延迟上班而接近停摆以及将主要经营资源投放于运送抗疫物资上，居民的消费活动亦难免大幅减弱。

三来内地政府针对本次疫情发展采取强而有力的管控，启动了最高级别的「一级响应」，在过去一段时间全面实施关闭公共场所、交通管制等「封城」安排，以及宣布了延长春节假期、延期复工等前所未见的严厉措施。政府雷厉风行地「强力」防疫抗疫，虽然对遏止病毒传播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导致短期经济「失血」的负作用亦不容忽视。除了消费需求大幅萎缩之外，各行各业推迟复工，加上春节过后农民工返城交通遇阻以及企业开工须接受严格的防疫要求，均会对节后企业恢复经营活动构成拖累，对工业生产以及出口业务的压抑作用尤为严重。而世界各国普遍对到过内地的人士实施入境管制，亦导致部分的商业活动短期内陷于停滞，妨碍了跨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运作。

此外，「沙士」的经验说明，服务业在疫情之下受到的影响程度远大于第二产业，消费领域又甚于外贸和投资。两次疫情相隔十余年，内地经济结构在此期间发生显著变化； 2019年内地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53.9%，远高于2003年的42%，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当年的36.1%提高到目前的57.8%，投资的贡献率则从68.8%大幅下降至31.2%。从这点看，即便两次疫情对服务业和消费产生同等程度的冲击，当前内地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压力亦会远比2003年更为严峻。更何况目前正值内地经济下行期，疫情势必进一步打击本已羸弱的消费与投资信心；故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之疫对内地经济的短期冲击料会超过SARS，内地首季度的GDP增速或将下挫至4.5%以下。

虽然如此，鉴于目前内地各界正全力抗疫，加上医疗科技的进步以及已有治疗和管控同类病毒的经验可资借鉴，预料「新冠」疫情较有可能会随着天气逐步回暖而在两三个月内得到有效控制。同时，中央政府亦会透过积极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进行「灾后」重建，以加快经济复元。近期内地在抗疫的同时，亦加紧从多方面入手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各地方政府针对受影响行业特别是中小企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措施；中央最近亦提出「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有序推动恢复正常生产」，力求在保经济和扑灭瘟疫之间取得平衡。如果疫症能较迅速地得以控制，估计内地经济出现大幅滑坡的机会并不高，2020年后半年有望迎来较强劲的反弹，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可能维持在5.5%左右的水平。

香港经济：复苏蹒跚多歧路
香港是高度开放的城市，与内地的社会经济关系紧密，故香港不可避免成为最早确诊武汉冠状病毒的境外城市之一；加上目前服务业占香港GDP的比重超过九成，以及「沙士」的惨痛经历仍然萦绕于许多港人脑中，令本港经济对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高度敏感性。

香港发现的「新冠」个案早期主要是输入型，患者大多是在武汉当地直接受感染或者与来自武汉的人士有过密切接触；虽然近期确诊的本地感染案例有上升趋势，但暂未出现大规模的小区爆发。比起导致1,755个港人染病和299人死亡的「沙士」，香港在本次冠状病毒疫症中毕竟并非主要疫区，故整体经济所受的冲击或会相对轻微，尤其是本地居民消费的受影响程度可能会轻于「沙士」一役。在2003年第二季，随着SARS扩散，本地经济急速逆转，GDP同比增长率从首季的3.9%骤跌4.5个百分点至-0.6%；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本次新冠疫情对香港经济的拉低作用或会比沙士期间较为缓和。

但须留意的是，近年香港经济持续低迷，近半年来更因反修例风波的影响而陷入负增长，这与沙士爆发之前香港经济基调良好的情况有所不同。2019年第二季本地GDP的按年增速仅为0.4%，第三季和第四季拾级而下至-2.8%和-2.9%。就全年表现而言，2019年香港经济萎缩1.2%，乃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录得年度衰退；当中，除政府消费开支仍保持增长之外，其他主要环节均陷入连续两季的负增长。

可谓「屋漏兼逢连夜雨」；「新冠」疫症的爆发令香港经济复苏之路荆棘密布，之前已经积弱的部分行业将承受更沉重的下行压力。其中，服务性行业特别是与跨境人员流动直接和间接相关的行业，例如运输、旅游、餐饮、零售短期内将进一步受创；其中又以旅游相关行业所当其冲，「差过『沙士』」之说并不为过。

事实上，受本地社会事件的影响，访港旅客数量自2019年下半年起每况愈下，第三和第四季度同比下挫26%及51%，相关的服务输出[2]估计分别骤减32.2%和63.2%，由此拖累下半年经济增长逾2个百分点。为了管控疫症蔓延，特区政府先后推出了三轮措施，包括暂停发放内地旅客和商务客签证、关闭大多数对外通关口岸、并从2月8日凌晨起对从内地入境的所有人士实施14日强制检疫等，令原已饱受重创的访港旅游业几乎陷入全面停滞(见附表1)。
预计今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的访港游客量将比去年同期下跌约九成和七成[3]，拖累经济增长约3个百分点；当前商业投资信心低落，停课、「在家上班」等弹性工作安排以及市民减少外出均会减弱近期的本地消费活动。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拖累国内的生产与出口活动，打断了内地经济去年底刚刚成形的弱企稳局面；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而产生的「外溢效应」，加上病毒透过人员跨境流动向海外扩散，或会成为拖累全球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黑天鹅」。在未来几个月，香港经济将面对「外忧内患」的态势和诸多的不确定性，头两季度可能会出现3%至4%的负增长。

强力抗疫：港旅业重创难兴
相比之下，在2003年「沙士」爆发最严重的时候，特区政府亦未如同今次般采取「高度戒备」的严厉限制措施，当年第二季度的访港旅客量最多曾下跌约7成。在疫症过后的第三季度，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签署「CEPA协议」，并开放内地旅客赴港「自由行」签证，令2003年下半年的内地旅客量从谷底迅速反弹，全年内地旅客数量较上一年的683万上升24%至847万人，旅游服务输出的按年增速从2003年第二季度的-60.8 %一跃升为第三季度的10.2%和第四季度的13.4%，由此带动香港经济出现V型反弹，GDP的同比增速从第二季度的-0.6%恢复至第三和第四季度的4.0%和4.7%。

惟「此一时，彼一时」，2003年访港旅业「逆转胜」的戏剧性变化料难以在今天重演。一来去年本地反修例事件对中港两地社会关系的破坏性影响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修复，不少内地民众对香港的负面观感难以平复；二来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面广，在疫情过后的一定时期仍然会压抑各地人士出游的意欲，加之内地抗疫期间停工停课的措施扰动了民众的出行安排，故预计访港旅游业在疫后较难迎来迅速而强劲的反弹，今年下半年访港游客人数或无法恢复到2018年高峰期的五成。

倘若「新冠」疫情能较快得以控制，本港企业的投资信心应可逐步恢复，抗疫期间被压抑的本地消费需求有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较快反弹；而对外贸易环节因受益于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有望随着内地生产活动逐步恢复正常而有所改善。财政司司长近日在其发表的网志中表示，「正评估疫情对香港经济的最新影响，并审视不同措施的适切性」；预料2月底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将会加码推出「撑企业、保就业」方案和刺激经济的措施。在政府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提振下，今年香港经济增长轨迹或会呈现前低后高的「L」型；受益于低基数效应，下半年有望重回正增长轨道，惟全年GDP的增长率仍难以「转正」，预计为-1.5%左右，略逊于2019年。

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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